陈丕显回忆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北撤谭震林命其留守苏中

  2023-01-28 07:04·白马茶馆(一)诱敌何妨让两淮?贼军到此好椎埋。运河不是鸿沟界，会见狂潮卷地来!194年9月，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鉴于军队对华中的攻势慢慢地增加，决定主动放弃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两淮(淮安、淮阴)，向北大踏步后退。陈毅同志的七言诗《让两淮》，记叙的就是这段史实。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为什么我华中野战军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后，开始大踏步后撤?这个疑团，当时不少同志包括有些领导同志的思想感情，一下子扭不过来，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留恋华中，不愿向山东境内转移的情绪。华中地区是我军民浴血奋战多年，从日伪、顽固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保卫、巩固和建设华中解放区，是我苏皖边区广大军民的神圣职责。苏中战役中，我军给予军队以沉重打击，挫败了敌人的进攻，打出了“蒋必败，我必胜”的信心。而从全局来看，苏中七战七捷毕竟只是华中战场局部的胜利，它并没有从整体上根本上改变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敌进玫我防御的基本态势。蒋介石、陈诚指挥50万大军直压华中，以夺取城市、交通要道为主要目标，并伺机与我主力决战，由于我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是完全必要的。这有利于我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等待战略反攻条件的成熟。反之，如果我军分兵把守城市、交通要道，这也想要，那也舍不得丢，那恰恰正中敌人下怀，很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华中分局经请示中央和华东局，最终决定放弃两淮，然后渐次向北撤退，与陈毅同志率领的山东野战军汇合，把华中敌军引向山东，而后设法聚歼，以改变我军被动防御的局面。（二）华中分局随主力部队撤出两淮前夕，急电召我去接受新任务。七纵队派出一支警卫部队，随我连夜坐卡车去分局机关。车近淮阴，天已大亮，迎面碰上许多部队、民工拖着大量辎重，分流向涟水方向进发。淮阴城充满撤离前的紧张气氛。不远处炮声隆隆，估计前线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正加紧向两淮紧逼。谭震林同志正焦灼地等待我。他和我是打完苏中战役分手的。他和粟裕同志率陶勇、王必成同志等主力部队，西援两淮，历尽艰辛自不待言。此刻，我从谭震林同志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看出，他大概已熬了好几个夜。是啊，时局紧急，许多“十万火急”的事情，正等着分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拿主意。一见面，谭震林同志就告诉我，邓子恢、粟裕等同志都到基层组织北撤准备工作，分局委托他向我布置任务。他说，淮阴、淮安外围阵地已被敌人占领，若再继续守城，将使我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分局请示华东局并报中央，决定放弃两淮，将主力先撤到涟水、泗阳一线，在两淮外围打防御战，再歼灭一部分敌人。主力北上，华中大部分地区将成为敌后，敌人会疯狂“清剿”，推行顽化，斗争肯定十分残酷。稍停片刻，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我说:“分局常委们讨论过几次，打算让你阿丕作为分局代表留在华中，领导敌后党政军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多年在苏中工作，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今后华中特别是苏中将变成敌后，成为敌我争夺激烈的战场，我留在敌后坚持是较为贴切的。于是，我向谭震林同志表示服从分局领导的决定。谭震林同志表示宽慰，又告诉我，分局决定立即重建苏中，苏北等各区党委和行署，眼下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就是抓紧准备，坚持敌后斗争;同时向干部、群众讲清我军战略转移的意义，要求各地同志长时间坚持原地斗争。临别时，震林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向北走了，但还是要打回来的！留下的坛坛罐罐都交给你们了。”所谓“坛坛罐罐”，除了留在敌后的部队、机关，还有沿海地区我军1万多名伤病员和来不及撤走的军需工厂，和大批粮食、布匹等物资。当时，安置好这样多伤员和军需物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分局回来，急忙进行动员，制定疏散方案。后来，万余名伤病员由各地委分散安置，伤轻者组织归队或充实地方部队;重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中。工厂机器大部分原地坚壁;工人们组织游击队或北上或坚持原地斗争、坚持生产，大批粮食往北或从沿海地带转运，布匹则分散保管。在组织疏散伤员、物资期间，我的思绪万端，不禁联想起1935年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的往事。那也是秋色萧瑟的季节，树叶飒飒飘落，红军主力部队踏上了征途。我原来估计是随主力转移的，临行前接到组织上的命令，要我随项英和陈毅同志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当时我年轻，能随项、陈首长行动，心里挺高兴，并不感到局势的严峻。这次奉命留在华中坚持，我感到肩上压着千斤重担!我想，华中很快就要从和平环境转入敌后环境，广大干部群众能不能适应?主力部队一旦北撤，军队和“还乡团”会潮水般涌来，各地同志能不能坚持原地斗争?我沉思着，预感到留在华中坚持斗争的同志，将会面临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三）9月中旬，新的苏中区党委、军区、行署建立，吉洛同志任区党委书记，管文蔚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贺希明同志为行署主任。根据斗争需要，南通、海门、启东、如东四县从华中一地委划出，组成九地委。另成立十地委，领导江南敌后斗争。原有地委领导班子重新作了调整，加强了各县的领导力量。按照华中分局的意见，我不参加区党委，而以华中分局代表名义帮助区党委工作。这时，区党委根据分局指示，向各地委布置原地坚持任务:安排干部留在原地斗争、建立秘工系统、抢运物资等等。任务重、困难多、时间紧，工作安排得很仓促。而有些地区的“还乡团”、特务活动猖獗，使斗争变得错综复杂而又非常尖锐。时值秋收，各县秋粮征收抢运任务相当繁重，北线部队需要大批军粮，分局急电催促北运，但敌人已大规模由南向北压来。怎么办?二地委各县紧急动员，发动群众船装车推，冒着风险往建湖、盐城逐站转运，很快就把37万担军粮运了出去。一、九地委也有大批公粮需要突击抢运。由于敌人推进太快，眼见粮食无法全部运走，有的地区当机立断，立刻把公粮疏散给当地农民保管，以免落入敌人手中。11月中下旬，江都、高邮、秦潼、泰兴、泰州、靖江、南通、如皋、海安等县相继失守，军队、还乡团疯狂对我苏中解放区实行“清剿”。敌强我弱，再加上我中心区干部、群众思想准备不足，以致出现了敌猖狂、我恐慌;敌进攻、我后退的严重局面。南部各县地方武装受到不小的损失，许多干部在敌人的“清剿”中壮烈牺牲，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四)要不要坚持内线斗争?能不能在原地坚持斗争?这成了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开始，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以及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特殊性估计不足，总以为8年抗战都坚持过来了，“清剿”又算得什么?可是，现实严酷地表明，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斗争，远比抗日战争时期困难得多，斗争尖锐、残酷得多。日军很凶残，但毕竟对中国情况不熟悉，语言不通，生活小习惯有别，离开了汉好、伪军，就成了聋子、瞎子、哑子。况且日伪兵力有限，一般只占据城市、集镇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始终在我控制之中，广大群众同仇敌汽，向心力强，我们的活动余地大得很。再从战争的性质上分析，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全国人民的大多数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无不站在抗日的立场上，日伪侵占我广袤国土，特别难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是汉奸、伪军，死心塌地为主子卖命的毕竟也是少数。而在解放战争之初，抗战时期的一些条件转化了、消失了、不存在了。战争的性质从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不少原先拥护抗日的地主倒向政权，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阶级关系尖锐对立起来，在农村中依然有其社会基础。军队和还乡团也不同于日伪军，特别是由恶霸地主、逃亡人员、地痞流氓组成的还乡团对我威胁更大。他们与军队紧密勾结，不仅占领城市、集镇、交通要道，而且直接与我基层政权争夺农村阵地。他们又熟门熟路，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谁家当过干部、哪家住过新四军、哪家土改分过多少地，无不一清二楚。这一切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得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斗争格外艰难，比我们原先预想的更困难，更残酷、更尖锐复杂。华中一地委机关被压缩在南线(泰兴、泰州、靖江、如皋)狭小地区，四周敌人逐渐收缩，处境危殆。我和吉洛、管文蔚、陈时夫同志研究后，同意一地委机关和分区部队转移到外线，最好移至如皋、海安以东地区。但要求这些县要有少数的干部留下坚持;各县团留三五个连武装在原地打游击。钟民等同志遂于11月中旬率领一地委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分部队，转移到两台(东台、台北)地区。不久，在南线成立军政党委员会，由许家屯、汪海粟、柴荣生、谢克东等同志组成，许家屯同志为书记。此外，南线个营和如皋、泰县各留下的3个连坚持内线个特务营，坚持原地斗争。他们在敌后来回穿插，昼伏夜出，声东击西，不断打击敌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坚持了3个月原地斗争，创造了不少坚持敌后斗争的宝贵经验。他们英勇无畏的气慨，坚定不移的信念，巧妙机智的斗争艺术，是可歌可颂的。华中二地委所辖各县情况不好。江都、漆渔、高邮等县我方阵地基本丢失，干部和县团武装被敌人“挤”出原地，干部、党员中发生严重恐慌。针对消沉、悲观、埋怨、急躁种种情绪，二地委于11月中旬在兴化县吉家舍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我从七纵队驻地绕道赶去出席会议。惠浴宇、陈扬、俞铭瑛等地委负责同志在会上批评了某些干部退却逃跑的行为，要求各县抓紧敌人北上的时机，组织精干武装，回到原地，坚持斗争。我着重讲坚持原地斗争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县同志“做光荣的战士，不做可耻的逃兵”，要坚定地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做到“生根立足”，坚持“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生根立足”、“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是基层干部提出来的，比较切合那时的客观斗争环境需要，有利于鼓励干部坚持原地斗争，更有助于鼓舞群众自卫斗争的信心。我向到会干部再三分析斗争形势，阐明坚持敌后斗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提出了坚持斗争就是胜利的口号。这个谈话一传达，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当时，敌人利用我主力北撤，散布“新四军到了黄河以北，不可能再回来”等谣言，以涣散广大群众的斗志。如果我方千部和地方武装能坚持原地斗争，群众将会受到莫大的鼓舞。实践表明，如果干部充分依靠群众，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还是能坚持原地斗争的。黄桥镇在内战爆发以后，曾两度陷入敌手。1946年7月，军队伙同300多名“还乡团”占领黄桥，黄桥镇及附近10个乡，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敌人办事，使顽政权始终建立不起来。青壮年跑到乡下参加游击队;商人们虽被迫开门营业，但把货物藏起来，街面冷冷清清。敌人知道黄桥镇妇女已组织起来，曾为新四军洗过衣服，硬逼她们也为伤兵洗衣服。然而，在妇女会领导下，大家都不去，逼得没法，她们集体逃到乡下去了。特务让孩子们唱歌，有的孩子就唱《黄桥烧饼歌》。歌中有这样的唱词:“就是准汉好”，气得特务发抖。“还乡团”头子要拆民主人士朱履先先生住宅。朱老先生爱憎分明，他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跟我们新四军友好合作;而且在解放战争初期，占领黄桥之后，他住在地窖中，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就是不肯向当局低头。当地群众钦佩朱老先生的高风亮节，自发串连起来，卫护朱家住宅，迫使敌人只得罢手。8月，苏中战役打到黄桥附近，黄桥人民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帮助新四军、游击队搜索敌人，把还乡团从躲着的棺材里、屋顶上、夹街里、防空洞里搜出来。9月，军队再度占领黄桥，沿途遭到游击队不断袭击。从姚家岱到黄桥镇只有20里，敌人却走了四五天。进入黄桥镇街，家家闭户，冷冷清清，只有两家跟有联系的店铺挂出“欢迎”旗帜，但刚挂出不久，就被群众扯掉了。敌人将黄桥及附近农村划为顽化“实验区”，派了大批特务、政工人员到黄桥推行顽化。由于黄桥是陈毅、粟裕同志亲自指挥“黄桥决战”的地方，是苏中人民胜利的象征，敌人想扯下这面光荣的旗帜。但黄桥人民决不向敌人屈服，黄桥游击队始终在附近乡村坚持与故人斗争，为苏中军民树立了好榜样。当时，我们正是从黄桥斗争中，得出坚持内线斗争不仅必要而且也有一定的可能的结论，进而对各县千部、党员发出了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生根立足”的号召。二地委吉家舍会议以后，江都、高邮等县组织了南下武装工作队，穿插到原地坚持斗争，恢复“阵地”，但是损失很大。几次打回去，又被敌人“挤”出来，经过反复斗争，直至1947年下半年才打开局面。在恢复“阵地”的过程中，周山、李健等同志英勇牺牲，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可见，要恢复一块“阵地，，是多么不容易!但我们仍旧是在原地牢牢站住了脚。(五)以重兵占领淮阴、淮安后，气焰甚嚣尘上，急于寻求与我华中野战军决战。李默庵亲率3个整编师，秉承徐州绥靖公署旨意，大举向北推进。这时，我随七纵队行动，奉命在通偷公路上阻击敌人。我们七纵队凭借河岸地形，且战且退;地方部队不断骚扰敌人，迫使李默庵每占领一块地方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到11月下旬，敌人占领了安丰、梁垛、东台、草捻、白驹、刘庄、又向盐城扑来。我们决定在盐城南的伍佑再组织一次大的阻击战。时值寒冬，田野一片荒芜，战士们在河岸突兀的堤墙上抢筑工事，隔河不远处敌人晃动的影子历历可见。12月上旬，敌人开始向伍佑我军阵地逼近。遭到我军猛烈阻击后，敌人集中炮火和数路步兵，在长达12华里的河岸上全面强攻，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有两个师(4万人)向我阵地轮番进攻，有几路敌人已突破前沿阵地，但很快又被我组织力量压过河去。经过几天阻击，我军伤亡也很大。最后，我们达到了阻击目的，才决定逐步向后撤退。这时，分局发来了电报，说是涟水、沐阳防线战事紧张并质问我们为何放弃伍佑，谁负责?我当时担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华中分局代表。伍佑一仗，是我们一同研究决定，责成管文蔚、吉洛、胡炳云同志统一指挥的。我认为，这一仗打得不错，可如今分局来电质问的不是战斗情况，而是伍佑弃守问题。纵队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讨论了一番，认为这个责任不能由个人来负。敌强我弱，硬顶是顶不住的，撤退是可以的。不久，分局电令我们率部退守盐城，又命陶勇同志率一师南下，协同保卫盐城。接到命令，我们马上加固盐城防御工事。不久，陶勇等同志率一师赶到，皮定钧旅也赶来了。陶勇同志告诉我，分局和华野司令部正在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命令一师与七纵坚守盐城，掩护主力北撤。一师南下，加强了我方防备力量，但敌人也调来整编二十五师，加强进玫势头，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盐城保卫战是成功的，多次打退来犯之敌。正当两军暂时对峙之际，分局又来电命令解除盐城防务，部队向北撤退，并指令我七纵队继续阻击东路敌人;一师、皮旅火速北上，向宿北、新沂地区靠拢。原来，华野和陈毅同志率领的山东野战军会合，正准备筹划宿北战役。宿北战役，我军歼灭敌整编六十九师等2万1千余人，毙敌师长戴之奇，是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协同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扭转了北撤以来的被动局面。陈毅同志曾于1946年12月题写《宿北大捷》一诗纪其事“敌到运河曲，聚歼夫何疑?试看峰山下理了戴之奇。”宿北大捷后，华野主力续续北上，越过陇海路进入山东。稍后，转战鲁南，又歼敌整编二十六师和整编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秋去冬来，华野主力从退出两淮，到全部退入山东，前后经历3个多月时间。从战局上看比较被动，华野主力最后退入山东，与山东野战军汇合，是必要的。这不仅扩大了我军活动区域，而且山区地形使敌人的机械化装备失去效用。我华东地区两支主力汇合，更有助于机动用兵，围歼敌人。电影《南征北战》和小说《红日》，对此都有细致的描述，这里就不多记述了。（六）七纵队与一师、皮旅分手后，继续担任通榆线阻击任务，一直退至阜宁。这时，陈毅、粟裕同志电示七纵，解除阻击任务。长达3个多月的阻击，七纵队减员很多，战士们满脸硝烟、神色疲惫，不少同志还带有轻伤，可是大家都为完成了阻击任务而感到高兴。部队撤到阜宁县以东的射阳河南岸休整。七纵队党委和苏中区党委联合召开了几次会，总结北撤以来的工作。我们认线年元旦发表的《新年祝词》，围绕“在一切被占区，都要努力普遍发展游击战，这对于主力作战和收复失地，都有极大的意义”这一主旨展开讨论。考虑到分局交给七纵队坚持苏中敌后斗争的任务，我们决定积极组织力量支持苏中各地党组织，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休整期间，接到整编命令。I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七纵队改为十一纵队兼苏中军区，管文蔚同志兼司令员，吉洛同志兼政委。新组建十二纵队，兼苏北军区，由淮海地区部分地方武装组成，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委，在淮海、盐阜地区开展敌后斗争。整编完毕，陈、粟首长命令十一纵队返回苏中地区开辟敌后战场，同地方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东、中原地区正面战场作战。十一纵队指战员大多是苏中入伍的，听到部队要返回老家，个个欢呼雀跃。经过}o天左右的休整，战士们重振精神，准备南下。1947年1月下旬的某夜，我们沿着海边急行军，要在黎明前越过敌人封锁线，进入台北。三九严寒，旷野寂寥，战士们急促行进，有点象古书上所形容的“啣枚疾走”时味道。我们3500人悄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穿擂，人人紧跟队伍，连咳嗽都不出声，耳边只听见海堤外哗哗的海浪撞击声和远村偶然飘来的犬吠声。间或，行军队伍里发出几声轻微的击掌声，那是部队联络的信号，通知后续部队迅速跟上。通榆公路两侧的村庄已被军队和敌人土杂武装控制，沿海一带村庄稀少，敌人守备较松。途中我们也曾发现小股敌人，都主动避开，以免过早暴露我军意图。天色泛出鱼肚白，我们顺利进入台北县境，暂时聚集在台北龙王庙附近。不久，部队便与集中在小海一带的各分区地方武装会师，开始了苏中敌后的恢复工作，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留守苏中

  194年9月，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鉴于军队对华中的攻势慢慢地增加，决定主动放弃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两淮(淮安、淮阴)，向北大踏步后退。陈毅同志的七言诗《让两淮》，记叙的就是这段史实。

  为什么我华中野战军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后，开始大踏步后撤?这个疑团，当时不少同志包括有些领导同志的思想感情，一下子扭不过来，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留恋华中，不愿向山东境内转移的情绪。

  华中地区是我军民浴血奋战多年，从日伪、顽固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保卫、巩固和建设华中解放区，是我苏皖边区广大军民的神圣职责。苏中战役中，我军给予军队以沉重打击，挫败了敌人的进攻，打出了“蒋必败，我必胜”的信心。而从全局来看，苏中七战七捷毕竟只是华中战场局部的胜利，它并没有从整体上根本上改变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敌进玫我防御的基本态势。蒋介石、陈诚指挥50万大军直压华中，以夺取城市、交通要道为主要目标，并伺机与我主力决战，由于我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是完全必要的。

  这有利于我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等待战略反攻条件的成熟。反之，如果我军分兵把守城市、交通要道，这也想要，那也舍不得丢，那恰恰正中敌人下怀，很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华中分局经请示中央和华东局，最终决定放弃两淮，然后渐次向北撤退，与陈毅同志率领的山东野战军汇合，把华中敌军引向山东，而后设法聚歼，以改变我军被动防御的局面。

  七纵队派出一支警卫部队，随我连夜坐卡车去分局机关。车近淮阴，天已大亮，迎面碰上许多部队、民工拖着大量辎重，分流向涟水方向进发。淮阴城充满撤离前的紧张气氛。不远处炮声隆隆，估计前线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正加紧向两淮紧逼。

  谭震林同志正焦灼地等待我。他和我是打完苏中战役分手的。他和粟裕同志率陶勇、王必成同志等主力部队，西援两淮，历尽艰辛自不待言。此刻，我从谭震林同志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看出，他大概已熬了好几个夜。是啊，时局紧急，许多“十万火急”的事情，正等着分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拿主意。

  一见面，谭震林同志就告诉我，邓子恢、粟裕等同志都到基层组织北撤准备工作，分局委托他向我布置任务。他说，淮阴、淮安外围阵地已被敌人占领，若再继续守城，将使我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分局请示华东局并报中央，决定放弃两淮，将主力先撤到涟水、泗阳一线，在两淮外围打防御战，再歼灭一部分敌人。主力北上，华中大部分地区将成为敌后，敌人会疯狂“清剿”，推行顽化，斗争肯定十分残酷。

  稍停片刻，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我说:“分局常委们讨论过几次，打算让你阿丕作为分局代表留在华中，领导敌后党政军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多年在苏中工作，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今后华中特别是苏中将变成敌后，成为敌我争夺激烈的战场，我留在敌后坚持是较为贴切的。于是，我向谭震林同志表示服从分局领导的决定。

  谭震林同志表示宽慰，又告诉我，分局决定立即重建苏中，苏北等各区党委和行署，眼下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就是抓紧准备，坚持敌后斗争;同时向干部、群众讲清我军战略转移的意义，要求各地同志长时间坚持原地斗争。

  临别时，震林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向北走了，但还是要打回来的！留下的坛坛罐罐都交给你们了。”

  所谓“坛坛罐罐”，除了留在敌后的部队、机关，还有沿海地区我军1万多名伤病员和来不及撤走的军需工厂，和大批粮食、布匹等物资。当时，安置好这样多伤员和军需物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分局回来，急忙进行动员，制定疏散方案。后来，万余名伤病员由各地委分散安置，伤轻者组织归队或充实地方部队;重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中。工厂机器大部分原地坚壁;工人们组织游击队或北上或坚持原地斗争、坚持生产，大批粮食往北或从沿海地带转运，布匹则分散保管。

  在组织疏散伤员、物资期间，我的思绪万端，不禁联想起1935年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的往事。那也是秋色萧瑟的季节，树叶飒飒飘落，红军主力部队踏上了征途。我原来估计是随主力转移的，临行前接到组织上的命令，要我随项英和陈毅同志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当时我年轻，能随项、陈首长行动，心里挺高兴，并不感到局势的严峻。这次奉命留在华中坚持，我感到肩上压着千斤重担!我想，华中很快就要从和平环境转入敌后环境，广大干部群众能不能适应?主力部队一旦北撤，军队和“还乡团”会潮水般涌来，各地同志能不能坚持原地斗争?我沉思着，预感到留在华中坚持斗争的同志，将会面临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

  9月中旬，新的苏中区党委、军区、行署建立，吉洛同志任区党委书记，管文蔚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贺希明同志为行署主任。根据斗争需要，南通、海门、启东、如东四县从华中一地委划出，组成九地委。另成立十地委，领导江南敌后斗争。原有地委领导班子重新作了调整，加强了各县的领导力量。

  按照华中分局的意见，我不参加区党委，而以华中分局代表名义帮助区党委工作。这时，区党委根据分局指示，向各地委布置原地坚持任务:安排干部留在原地斗争、建立秘工系统、抢运物资等等。任务重、困难多、时间紧，工作安排得很仓促。而有些地区的“还乡团”、特务活动猖獗，使斗争变得错综复杂而又非常尖锐。

  时值秋收，各县秋粮征收抢运任务相当繁重，北线部队需要大批军粮，分局急电催促北运，但敌人已大规模由南向北压来。怎么办?二地委各县紧急动员，发动群众船装车推，冒着风险往建湖、盐城逐站转运，很快就把37万担军粮运了出去。一、九地委也有大批公粮需要突击抢运。由于敌人推进太快，眼见粮食无法全部运走，有的地区当机立断，立刻把公粮疏散给当地农民保管，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11月中下旬，江都、高邮、秦潼、泰兴、泰州、靖江、南通、如皋、海安等县相继失守，军队、还乡团疯狂对我苏中解放区实行“清剿”。敌强我弱，再加上我中心区干部、群众思想准备不足，以致出现了敌猖狂、我恐慌;敌进攻、我后退的严重局面。

  南部各县地方武装受到不小的损失，许多干部在敌人的“清剿”中壮烈牺牲，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开始，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以及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特殊性估计不足，总以为8年抗战都坚持过来了，“清剿”又算得什么?可是，现实严酷地表明，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斗争，远比抗日战争时期困难得多，斗争尖锐、残酷得多。日军很凶残，但毕竟对中国情况不熟悉，语言不通，生活小习惯有别，离开了汉好、伪军，就成了聋子、瞎子、哑子。况且日伪兵力有限，一般只占据城市、集镇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始终在我控制之中，广大群众同仇敌汽，向心力强，我们的活动余地大得很。

  再从战争的性质上分析，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全国人民的大多数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无不站在抗日的立场上，日伪侵占我广袤国土，特别难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是汉奸、伪军，死心塌地为主子卖命的毕竟也是少数。而在解放战争之初，抗战时期的一些条件转化了、消失了、不存在了。战争的性质从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不少原先拥护抗日的地主倒向政权，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阶级关系尖锐对立起来，在农村中依然有其社会基础。

  军队和还乡团也不同于日伪军，特别是由恶霸地主、逃亡人员、地痞流氓组成的还乡团对我威胁更大。他们与军队紧密勾结，不仅占领城市、集镇、交通要道，而且直接与我基层政权争夺农村阵地。他们又熟门熟路，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谁家当过干部、哪家住过新四军、哪家土改分过多少地，无不一清二楚。这一切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得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斗争格外艰难，比我们原先预想的更困难，更残酷、更尖锐复杂。

  华中一地委机关被压缩在南线(泰兴、泰州、靖江、如皋)狭小地区，四周敌人逐渐收缩，处境危殆。我和吉洛、管文蔚、陈时夫同志研究后，同意一地委机关和分区部队转移到外线，最好移至如皋、海安以东地区。但要求这些县要有少数的干部留下坚持;各县团留三五个连武装在原地打游击。钟民等同志遂于11月中旬率领一地委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分部队，转移到两台(东台、台北)地区。不久，在南线成立军政党委员会，由许家屯、汪海粟、柴荣生、谢克东等同志组成，许家屯同志为书记。此外，南线个营和如皋、泰县各留下的3个连坚持内线个特务营，坚持原地斗争。

  他们在敌后来回穿插，昼伏夜出，声东击西，不断打击敌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坚持了3个月原地斗争，创造了不少坚持敌后斗争的宝贵经验。他们英勇无畏的气慨，坚定不移的信念，巧妙机智的斗争艺术，是可歌可颂的。

  华中二地委所辖各县情况不好。江都、漆渔、高邮等县我方阵地基本丢失，干部和县团武装被敌人“挤”出原地，干部、党员中发生严重恐慌。针对消沉、悲观、埋怨、急躁种种情绪，二地委于11月中旬在兴化县吉家舍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我从七纵队驻地绕道赶去出席会议。惠浴宇、陈扬、俞铭瑛等地委负责同志在会上批评了某些干部退却逃跑的行为，要求各县抓紧敌人北上的时机，组织精干武装，回到原地，坚持斗争。

  我着重讲坚持原地斗争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县同志“做光荣的战士，不做可耻的逃兵”，要坚定地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做到“生根立足”，坚持“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生根立足”、“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是基层干部提出来的，比较切合那时的客观斗争环境需要，有利于鼓励干部坚持原地斗争，更有助于鼓舞群众自卫斗争的信心。我向到会干部再三分析斗争形势，阐明坚持敌后斗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提出了坚持斗争就是胜利的口号。这个谈话一传达，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当时，敌人利用我主力北撤，散布“新四军到了黄河以北，不可能再回来”等谣言，以涣散广大群众的斗志。如果我方千部和地方武装能坚持原地斗争，群众将会受到莫大的鼓舞。

  实践表明，如果干部充分依靠群众，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还是能坚持原地斗争的。黄桥镇在内战爆发以后，曾两度陷入敌手。1946年7月，军队伙同300多名“还乡团”占领黄桥，黄桥镇及附近10个乡，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敌人办事，使顽政权始终建立不起来。青壮年跑到乡下参加游击队;商人们虽被迫开门营业，但把货物藏起来，街面冷冷清清。敌人知道黄桥镇妇女已组织起来，曾为新四军洗过衣服，硬逼她们也为伤兵洗衣服。然而，在妇女会领导下，大家都不去，逼得没法，她们集体逃到乡下去了。

  特务让孩子们唱歌，有的孩子就唱《黄桥烧饼歌》。歌中有这样的唱词:“就是准汉好”，气得特务发抖。“还乡团”头子要拆民主人士朱履先先生住宅。朱老先生爱憎分明，他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跟我们新四军友好合作;而且在解放战争初期，占领黄桥之后，他住在地窖中，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就是不肯向当局低头。当地群众钦佩朱老先生的高风亮节，自发串连起来，卫护朱家住宅，迫使敌人只得罢手。8月，苏中战役打到黄桥附近，黄桥人民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帮助新四军、游击队搜索敌人，把还乡团从躲着的棺材里、屋顶上、夹街里、防空洞里搜出来。

  9月，军队再度占领黄桥，沿途遭到游击队不断袭击。从姚家岱到黄桥镇只有20里，敌人却走了四五天。进入黄桥镇街，家家闭户，冷冷清清，只有两家跟有联系的店铺挂出“欢迎”旗帜，但刚挂出不久，就被群众扯掉了。敌人将黄桥及附近农村划为顽化“实验区”，派了大批特务、政工人员到黄桥推行顽化。由于黄桥是陈毅、粟裕同志亲自指挥“黄桥决战”的地方，是苏中人民胜利的象征，敌人想扯下这面光荣的旗帜。但黄桥人民决不向敌人屈服，黄桥游击队始终在附近乡村坚持与故人斗争，为苏中军民树立了好榜样。

  当时，我们正是从黄桥斗争中，得出坚持内线斗争不仅必要而且也有一定的可能的结论，进而对各县千部、党员发出了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生根立足”的号召。

  二地委吉家舍会议以后，江都、高邮等县组织了南下武装工作队，穿插到原地坚持斗争，恢复“阵地”，但是损失很大。几次打回去，又被敌人“挤”出来，经过反复斗争，直至1947年下半年才打开局面。在恢复“阵地”的过程中，周山、李健等同志英勇牺牲，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可见，要恢复一块“阵地，，是多么不容易!但我们仍旧是在原地牢牢站住了脚。

  以重兵占领淮阴、淮安后，气焰甚嚣尘上，急于寻求与我华中野战军决战。李默庵亲率3个整编师，秉承徐州绥靖公署旨意，大举向北推进。

  这时，我随七纵队行动，奉命在通偷公路上阻击敌人。我们七纵队凭借河岸地形，且战且退;地方部队不断骚扰敌人，迫使李默庵每占领一块地方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到11月下旬，敌人占领了安丰、梁垛、东台、草捻、白驹、刘庄、又向盐城扑来。

  时值寒冬，田野一片荒芜，战士们在河岸突兀的堤墙上抢筑工事，隔河不远处敌人晃动的影子历历可见。12月上旬，敌人开始向伍佑我军阵地逼近。遭到我军猛烈阻击后，敌人集中炮火和数路步兵，在长达12华里的河岸上全面强攻，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有两个师(4万人)向我阵地轮番进攻，有几路敌人已突破前沿阵地，但很快又被我组织力量压过河去。经过几天阻击，我军伤亡也很大。最后，我们达到了阻击目的，才决定逐步向后撤退。

  这时，分局发来了电报，说是涟水、沐阳防线战事紧张并质问我们为何放弃伍佑，谁负责?我当时担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华中分局代表。伍佑一仗，是我们一同研究决定，责成管文蔚、吉洛、胡炳云同志统一指挥的。我认为，这一仗打得不错，可如今分局来电质问的不是战斗情况，而是伍佑弃守问题。纵队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讨论了一番，认为这个责任不能由个人来负。敌强我弱，硬顶是顶不住的，撤退是可以的。

  不久，分局电令我们率部退守盐城，又命陶勇同志率一师南下，协同保卫盐城。接到命令，我们马上加固盐城防御工事。不久，陶勇等同志率一师赶到，皮定钧旅也赶来了。陶勇同志告诉我，分局和华野司令部正在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命令一师与七纵坚守盐城，掩护主力北撤。一师南下，加强了我方防备力量，但敌人也调来整编二十五师，加强进玫势头，这一仗打得很艰苦。

  盐城保卫战是成功的，多次打退来犯之敌。正当两军暂时对峙之际，分局又来电命令解除盐城防务，部队向北撤退，并指令我七纵队继续阻击东路敌人;一师、皮旅火速北上，向宿北、新沂地区靠拢。原来，华野和陈毅同志率领的山东野战军会合，正准备筹划宿北战役。

  宿北战役，我军歼灭敌整编六十九师等2万1千余人，毙敌师长戴之奇，是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协同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扭转了北撤以来的被动局面。陈毅同志曾于1946年12月题写《宿北大捷》一诗纪其事“敌到运河曲，聚歼夫何疑?试看峰山下理了戴之奇。”宿北大捷后，华野主力续续北上，越过陇海路进入山东。稍后，转战鲁南，又歼敌整编二十六师和整编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

  秋去冬来，华野主力从退出两淮，到全部退入山东，前后经历3个多月时间。从战局上看比较被动，华野主力最后退入山东，与山东野战军汇合，是必要的。这不仅扩大了我军活动区域，而且山区地形使敌人的机械化装备失去效用。我华东地区两支主力汇合，更有助于机动用兵，围歼敌人。电影《南征北战》和小说《红日》，对此都有细致的描述，这里就不多记述了。

  七纵队与一师、皮旅分手后，继续担任通榆线阻击任务，一直退至阜宁。这时，陈毅、粟裕同志电示七纵，解除阻击任务。长达3个多月的阻击，七纵队减员很多，战士们满脸硝烟、神色疲惫，不少同志还带有轻伤，可是大家都为完成了阻击任务而感到高兴。

  部队撤到阜宁县以东的射阳河南岸休整。七纵队党委和苏中区党委联合召开了几次会，总结北撤以来的工作。我们认线年元旦发表的《新年祝词》，围绕“在一切被占区，都要努力普遍发展游击战，这对于主力作战和收复失地，都有极大的意义”这一主旨展开讨论。考虑到分局交给七纵队坚持苏中敌后斗争的任务，我们决定积极组织力量支持苏中各地党组织，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在休整期间，接到整编命令。I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七纵队改为十一纵队兼苏中军区，管文蔚同志兼司令员，吉洛同志兼政委。新组建十二纵队，兼苏北军区，由淮海地区部分地方武装组成，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委，在淮海、盐阜地区开展敌后斗争。

  整编完毕，陈、粟首长命令十一纵队返回苏中地区开辟敌后战场，同地方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东、中原地区正面战场作战。十一纵队指战员大多是苏中入伍的，听到部队要返回老家，个个欢呼雀跃。经过}o天左右的休整，战士们重振精神，准备南下。

  1947年1月下旬的某夜，我们沿着海边急行军，要在黎明前越过敌人封锁线，进入台北。三九严寒，旷野寂寥，战士们急促行进，有点象古书上所形容的“啣枚疾走”时味道。我们3500人悄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穿擂，人人紧跟队伍，连咳嗽都不出声，耳边只听见海堤外哗哗的海浪撞击声和远村偶然飘来的犬吠声。间或，行军队伍里发出几声轻微的击掌声，那是部队联络的信号，通知后续部队迅速跟上。

  通榆公路两侧的村庄已被军队和敌人土杂武装控制，沿海一带村庄稀少，敌人守备较松。途中我们也曾发现小股敌人，都主动避开，以免过早暴露我军意图。天色泛出鱼肚白，我们顺利进入台北县境，暂时聚集在台北龙王庙附近。不久，部队便与集中在小海一带的各分区地方武装会师，开始了苏中敌后的恢复工作，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争。